在過去多月的社會運動以及疫情的影響下，香港正面對各種民生問題， 香港應該如何解決呢？ 其實解困的錦囊一早已經在政府手中，就是其龐大的外匯儲備。
截至去年12月底，香港的外匯儲備資產達42,591億港元，世界排名第七，超越全球逾240多個國家。其實很多西方國家的外匯儲備是負數的，欠下巨款；香港是極少數擁有龐大的外匯儲備的地方。
多年來，龐大外匯儲備是香港的優勢，可是，政府一直沒有好好運用外匯儲備，改善經濟民生和提升競爭力，儼如「守財奴」。
政府派發每人一萬元 沒有後續
政府應該如何運用外匯儲備幫助經濟及民生發展呢？ 有政客高呼：「派錢最實際！」；亦有人曾發奇想，將全部錢歸回市民。
的確，以現時的外匯儲備水平，倘平均分給全港750萬市民，每人可分得56.8萬港元。政府當然不會這樣做，筆者亦不會贊成這種沒有持續性的派錢方式，市民花光錢後，再伸手問政府要錢，怎麼辦？
財爺於今年二月底在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宣佈「大手筆」向每位18歲以上的香港永久居民派發一萬元。在非常時期，「派錢」是可以紓緩經濟困境，但這只能解決燃眉之急，而未能發展經濟民生，令市民最終自立。
雖然政府派發1萬元解民困是史無前例的，但問題的核心是政府在處理外匯儲備方面缺乏長期策略。往往派完錢就算了， 沒有後續政策利用外匯儲備，發展香港的經濟及民生。最後這筆錢只會不斷滾存，在香港人來說，「有等於無」，民生問題遲遲未能解決 。
多年來，我們聽到很多聲音批評政府不動用外匯儲備，但由於缺乏認識，很多人其實不知道政府處理的方案是對還是錯，往往都是人云亦云。筆者希望在這篇文章解構外匯儲備，以及提出政府應該如何運用這筆「巨款」，為香港謀求出路。
外匯儲備管理過於穩固 未預留金額幫助社會
外匯儲備是一個國家或地方，透過其中央結算銀所持有並可兌換為他國貨幣的總資產。換句話說，若將一個地方比喻為家庭，外匯儲備等於一個家庭的積蓄。
在香港，金融管理局根據四大原則，負責管理這筆「積蓄」：確保港幣匯率穩定；維持足夠的外匯；保障資本規模（包括跑贏通脹及足以應付市場波幅）；以及爭取最佳投資回報。
可是，由於管理外匯儲備的方針過於「穩固」，引致金錢長期被「捆綁」， 現時外匯儲備佔四成用於確保港元匯率穩定；約30至35%用作相當於兩年的政府開支「財政儲備」，餘下的便是可作投資用的「累計盈餘」，現在約佔25%至30%，而且不斷滾大。
因需要乎合匯率穩定和維持足夠外匯的投資原則，外匯基金約2/3的資產均投資於回報率低於通脹的美元短期存款票據或債券當中，從而拖低整體回報率。
一直以來，外界認為這些水平過高，同時質疑為何沒有一個份額是用作幫助社會的。
儲備量超出國際標準 造成資源浪費
究竟多少儲備量才是合適？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的建議，外匯儲備水平是否合適，乃以儲備與外貿進口金額的比例 (reserves-to-import “R/M” ratio) 計算，應介乎20%至40%；即儲備總額應以能支付3至4個月的進口為宜，來應付國際收支。
可是，回歸後，香港歷任的6位財政司所維持的外匯資產水平，皆超出R/M比例，甚至有不斷上升的趨勢，顯示香港的外匯儲備有愈見超離國際收支的需要，致外匯儲備過多，造成資源浪費。
首3任財政司長平均維持R/M比例在50%以上，同時外匯儲備也長期保持在10,000億港元的水平。第四任財政司長唐英年把外匯儲備資產的水平提升至14,000億港元。後來曾俊華在任10年間，更把外匯儲備翻3倍至40,000億港元，R/M比例提升至90%。於2017年接任至今的財政司長陳茂波，繼續滾存盈餘，將R/M比例推高至2019年的96%以上，遠超IMF建議的標準！
但鮮為人知的是，政府其實是可以善用IMF的備用信貸，包括「提款權」與「特別提款權」，以應付突然的外貿支付需求。這個機制能夠讓政府避免被迫出售外國證券，或中斷外幣定期存款套現，所帶來的資本損失； 亦能適度減低外匯儲備水平。
善用儲備 提升競爭力與改善民生
現時香港的外匯儲備已遠超國際標準或實際所需，政府應該把多出的資金運用於其它更有意義的地方，總好過白白讓龐大金額每年被通脹所蠶食。
政府應該把超出需要的外匯儲備份額，以「保就業、促經濟」為長遠目標，用於提升香港競爭力的基礎建設和人才政策、扶助高增值及新興產業的發展。同時，政府亦應把部份外匯基金的投資回報，用於全民退休保障、全民醫療保健、濟助弱勢社群等用途，這有助應付人口老化所帶來的財政負擔。
以上建議可讓市民分享多年來經濟發展的成果，同時對建立市民對香港的歸屬感，及提升對政府的支持度亦有助益。把外匯基金用於改善民生及提升競爭力是一個大方向，至於應該用在哪方面，社會可以詳細討論。
現時香港人正經歷困境，這正好是發揮外匯基金作用的時機，政府不應該再做「守財奴」，要「放膽」把金錢用於幫助社會上，為市民解開困境，為香港打開出路。
周永勤
自27歲起一直連任元朗區議員，至本屆剛卸任，服務該區25年，親身參與及見證天水圍的開荒及轉變。曾經是自由黨議員，現在無黨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