謊言和歧視
這是我來大陸的第20年了。2000年，我跟隨父母由香港來到上海定居，在當地接受小學至高中的教育。每當假期，我會回香港居住，探望祖父母。兩地的文化有很大差異，現在的我每天說的是夾雜了大陸用語的普通話，朋友都是從不同省份來的人，我或許已失去了香港青年的氣質，更像一個“大陸人”吧！
四年前，我隻身來到北京，入讀北京科技大學，主修冶金工程（metallurgical engineering)，這個學科香港人可能不太了解，是關於鋼鐵和有色金屬的冶練，這門專業在國內有很大發展空間。就這樣，我便在北京待了四年，學習與生活。
這是我第一篇公開發表的文章，談什麼呢？ 就讓我討論現時全中國最關注的“新冠肺炎”吧！
2003年的那場SARS，我親身經歷過，當時我七歲，記憶有點模糊。 我仍然記得，每次當我們從香港搭直通車回上海時，每個人都要填一張黃色的健康申報表，但忘記從什麼時候開始，不需要再填寫了，現在回想，大概那就是SARS的結束吧！ 17 年後的今天，病毒捲土重來，據說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的致病威力沒有SARS那麼厲害，但是它的傳播能力強，潛伏期長。
感染者的“謊言”
但是，比起病毒，更讓人恐慌的是感染者的“謊言”。
武漢在1月23日（年廿九）全面封關，封城前的幾天，不斷有武漢人離境出遊，也有在武漢工作的人及學生陸續返鄉過年。 封城當天的淩晨，許多染了病的人趕緊駕車離開武漢，前往醫療發達的地區，尋求治療。大概是從那天起，全國的人對武漢人和湖北人的態度開始轉變。
原來在封城當日，有些武漢人在社交平台上，大肆分享自己逃出武漢或湖北的喜悅，說話令人鄙視。 例如，有人在微博上寫到「和另一個發燒感冒的朋友吃了退燒藥，降溫逃離武漢這個疫區，去上海迪士尼樂園玩，如果一個星期後，我還沒退燒，就在上海當地看病好了」，「你們好，我來淄博（山東省的城市）傳播病毒了」。
有武漢籍女子通過吃退燒藥，欺騙紅外測溫儀，出境至法國；也有武漢一家三口在馬來西亞，孩子出現新冠狀肺炎症狀，但父母拒絕被隔離，強行要求回國治療，在機場準備登機時被捕……等事件不斷曝光，通過截圖和轉發，在微信群衝擊著全國線民的神經。
雖然後來部分信息被證實是謠傳，但這類言論開始在網路上發酵，全國網友，包括我，開始敵視武漢人和湖北人。他們為什麼要逃出來？留在武漢等待確診並治療不好嗎？ 現在令我們全國人受害了！我們被迫蒙上了面，只是露出兩珠眼睛，生怕病毒傳染給自己。
歧視成為另一種“惡”
這些武漢線民的不當行為，為留守在武漢900萬人加了一個“惡”的符號，也使很多人以「一刀切」的方式去對待所有在外漂泊的武漢人。很多武漢人在外地住旅店被拒，他們的車輛受到圍堵，漸漸地，這種態度就成為歧視，是另一種“惡”吧！
1月27日，《環球時報》的總編胡錫進發了一篇微博，評論武漢及湖北人受到的歧視。「目前的確有一些在’封城’前夕離開了武漢和湖北的人，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出於擔心被歧視等原因，不願意向目前居住地通報自己剛離開武漢和湖北的資訊。」他說，這使得各地社會沒有能力，將已過隔離期和沒過隔離期的人區分開來，從而導致一些人採取“最保險”的做法，不加區分地躲避所有武漢和湖北的人。
胡錫進說， 在省外過了隔離期的湖北籍人士，應在目前居住地享有和其他人同樣的自由活動權，對他們的任何歧視都「有違道德」，但他同時指出這些帶有冒犯性的表現，都是「出於恐慌」。
他的分享讓我更深入從道德上思考這個問題。
由於對病毒的恐懼以及封城前武漢醫療資源的緊張，許多當地人只好往其他省份尋求醫治，這是人基本的“求生”本能。但他們的“逃走”，卻促使病毒快速在各省，以至外地傳播。在抗疫上，為了保障自身居民的安全，其他省份必須阻攔有可能傳播病毒的人進入；但為了害怕本地人有機會感染病毒，甚至死亡，而拒絕醫治從疫區出來的人，這亦有違人性。 人們應該怎樣取捨呢？ 我仍然沒有答案。
消滅病毒需要的是先進的醫學和健康的飲食作息；消滅謊言需要的是真誠，而不是隱瞞；至於消滅歧視，需要的是愛和體諒。 胡錫進發文的最後一番話，很有深度。他鼓勵武漢及湖北人要堅強些，終究會挺過來的，「我們大家都是兄弟姊妹， 在疫情面前我們是同一命運的中國人 」。
對於武漢，我有美好的印象，武漢的熱乾麵，窩窩，三鮮豆皮……這些回憶是我所珍惜的。 我真心希望這次疫情結束之後，人們能學習到誠實的重要，同時對武漢人的歧視能消失。畢竟，比起病毒，人類的“惡”更恐怖，而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竭力除去這些“惡”。
空悠悠
一位從香港來的中國大學生，亦即將在大陸工作的遊子，希望在內地的所見所聞，為燥熱的香港帶來一絲新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