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主動的參與，都勝過被動的觀望。”
01 脫軌，從起點開始
港英政府在殖民統治末期急速推進所謂“代議制”是其為香港回歸祖國後的治理制造障礙而埋下的“最早一枚地雷”。
上世紀70年代末，隨著香港回歸問題提上日程，英方開始在香港作政治布局。此前不肯予香港絲毫民主的港英政府，突然“大方”起來。
1980年，港英政府發表地方行政模式綠皮書，建議成立區議會；1982年，《區議會條例》生效，進行首次區議會選舉。
相比區議會，港英政府對立法會（時名“立法局”）的民主改革反而滯後幾年。
1984年，港英政府推出代議政制綠皮書；1985年，首次進行立法會間接選舉；1991年，香港立法會才有了地區直選議員。
急於發動民主“大躍進”，先於立法會搞直選，港英政府一手催生的區議會從誕生起即帶有鮮明的動機：堆高中英談判的政治籌碼，布局未來香港的英國利益，單方面從地區層面啟動香港政改鏈條，從制度上削弱回歸後中方對香港的管治能力。
那時候的區議會，工具屬性是第一屬性，政治功能是第一功能。
02 奪權，極端的瘋狂
對於港英政府的“動作頻頻”，中方心中有數。
1990年4月4日，香港基本法經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二十六號公布，自1997年7月1日起施行。
基本法第九十七條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可設立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接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就有關地區管理和其他事務的咨詢，或負責提供文化、康樂、環境衛生等服務。”
這是基本法中唯一一條有關“區議會”的條款。據此，可以看出：
1.區議會是香港區域組織的一種形式，卻未必是唯一形式；
2.區議會“可”設立，當然也“可”不設立；
3.區議會的屬性是非政權性質；
4.區議會接受咨詢或提供服務，職權是嚴格受限的，不具主動監察政府的功能。
很明顯，對港英政府的相關做法，基本法已有糾偏的努力和設定、作用和意義。
出於對歷史和實踐的尊重，回歸後，香港的區議會得以保留。但由於香港長時間對基本法相關條款在理解上、執行上有偏差，區議會不斷擴權、做大，以致錯誤地發展成為香港又一個選舉平台。
問題，終於在2019年徹底暴露。
在黑暴橫行的當年，社會處失序狀態下，區議會選舉以近乎變態的71.23%的投票率結束。香港18個區議會，竟有17個被反對派和反中亂港勢力掌控——這，正是有關勢力處心積慮在社會上搞動亂、從體制內奪權的表現，修例風波屬顏色革命的有力證明。
“淪陷”後的區議會表現如何，人們已經看到：全面“泛政治化”，完全脫離區域組織定位，區議會儼然成了“反中亂港平台”。
而只因喊了一句反動口號就當選的那些烏合之眾，毫無咨詢能力，毫無服務意識，“反對+破壞”成為其區議會工作的基調和主軸。他們想利用區議會達到的，只是左右接下來的特首選舉，左右特區立法會，進而讓香港徹底“變天”。
這樣的區議會，可能關心地區治理嗎？能夠服務地區民生嗎？還可擔當政府手臂嗎？
這樣的區議會，只會把香港推入政治上混亂和崩壞的局面，讓香港從地區層面到全港層面都陷入政治對抗和紛爭中，動蕩不安。
這樣的區議會，背離基本法規定如此之遠，距離地區治理功能如此之遠，已然成為香港政制的一大怪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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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校準，正確的歸位
完善特區選舉制度，修訂區議會條例，正是撥亂反正，正是正本清源，正是讓其回到“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定位。
法律上講，這是要讓它依法行事；世俗點說，這是要讓它名副其實。
對於香港今年7月公布的區議會改革方案，靖海侯曾總結其意義：
1.正定位，讓區議會去政治化，回歸非政權性質；
2.明職能，讓區議會強服務性，回歸地區性角色；
3.調結構，讓區議會更多元化，回歸建設性方向。
對於香港推進區議會改革的重點邏輯，靖海侯也曾總結為三點：
1.從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出發，夯實香港地區治理層面上的組織建設和隊伍建設；
2.從全面鞏固“行政主導體制”出發，將行政主導的力量傳導至地區，並牢牢把控區議會的運行；
3.從全面完善地區治理工作出發，擺正區議會在地區的位置，系統性搭建工作機制、配套機制。
改革的對象是區議會，目標是地區治理工作；立足的是地區治理工作，保證的是行政主導和愛國者治港。故而才可以說，這是香港撥亂反正要補上的“最後一塊拼圖”。
說白了，區議會的存在，就是為了：
1.加強地區管理，而不是強化社會政治；
2.搞好地區事務，而不是制造社會爭端；
3.優化地區服務，而不是虛耗社會資源。
區議會靜下來、專註起來，地區上那一個個民生事務才會得到真正的重視、真誠的關註，特區政府那一項項施政安排才能落地落實，真切地轉化為市民福祉。
歸位才能歸心，同心方能同行。
如果區議會超越自身定位，如果區議會天天為政治議題糾纏不休，如果區議會參選人還能通過喊反動口號當選，地區上的香港市民只會淪為被騎劫的工具、被煽動的對象，只會繼續被利用、被辜負、被犧牲。
那樣的話，區議會——這一最有能力服務最廣泛市民具體利益的平台，將徹底被各種政治上的陰謀和陽謀所占據。民生上的那些繁瑣事務，還會有誰真正care呢？
04 民生，真正的重點
區議會重塑後，香港社會有些人尚有迷思：
1.認為相比過去被限權，區議會不再重要；
2.認為直選比例被削減，區議會選舉不再重要；
3.認為候選人都是愛國者，區議會選舉結果不再重要。
這些迷思，無疑還是源於對基本法、對區議會改革的不了解，甚或還源於對“愛國者治港”存有偏見。
對於重塑後的區議會，有一些需要確立的基本認知：
1.淡化的是其政治色彩，強化的是其功能作用，區議會落實“愛國者治港”，其提供咨詢、服務的範圍和領域可以更好保證和拓展，區議會仍然很重要；
2.減少的是其直選比例，增加的是其多元渠道，區議會選舉統籌間選和直選，發揮了各自優勢，其選舉的效能、競爭的方式更加優化，區議會選舉仍然很重要；
3.沒有了反中亂港之徒，愛國者展開激烈競爭，區議會選舉結果有一元也有多樣，其今後展開工作的環境條件更為完備和充分，區議會選舉結果仍然很重要。
區議會的重要性：
一在於其恪盡職守職責，實踐不走偏，走的是正道；
二在於其保證專業能力，工作有質量，靠的是水平；
三在於其給力地區治理，彼此有砥礪，看的是結果。
最關鍵的，民生大於天。
搞好民生，對區議會來說，乃至對整個香港來說，都是頂頂重要的事情。普通市民圖什麽，不就是工作生活——衣食住行玩，有奔頭、有樂子嗎！
去政治化，區議會和區議會聚焦註意力和精力，普通市民所圖的，才能得到滿足。
道理很簡單：區議會重塑後，價值標尺變了，區議員拿不出服務民生的實績，一定會在新的監察機制下被問責乃至被罷免。區議會改革所保證的，不只是香港的政治穩定和社會穩定，更是地區的有效治理、市民的切身利益。
05 選舉，參與的價值
重塑區議會，首先帶來的是新的可能性——讓地區發展和社區服務煥然一新的可能性。
這裏有兩種完全不同的運行模式：
1.區議會改革前，因為社會“泛政治化”，區議會的運作以選舉為導向；
2.區議會改革後，因為有“愛國者治港”，區議會的運作以結果為導向。
區議會以結果為導向，突出的必然是其價值屬性而非工具屬性，是其治理功能而非政治功能。
這又帶來了兩個結果：
1.區議會從政治上得到了解放，由務虛回到務實；
2.區議員的責任得到更明確的界定，再難以推諉。
也就是說，在沒有了反中亂港勢力幹擾和掣肘的環境下，貢獻地區治理和推動民生改善的具體實績成為衡量其履職情況的主標準。今後香港的區議會和區議員不是壓力更小了，而是壓力更大了。在同為愛國者的情況下，大家都只能靠實力和實幹說話。
而且，區議會不同於立法會，議題是具體而瑣碎的，忽悠不得，對議事能力、執行能力、服務能力的考驗更直觀，各自表現如何，孰優孰劣，將一目了然。
可以展望的是：今後區議會和區議員之間的競爭，將更加激烈；而香港各政團為了保持其地位、鞏固其基礎、體現其水平，將更加慎重且更為負責地選派優秀人才參選。
也正是因為這些、為了這些，不以選舉為導向的區議會選舉亦然重要，需要更多人的關心和參與，並通過普遍的關心和參與，為這次的區議會選舉註入壓力和動力，為今後的區議會運作註入壓力和動力。
區議會的定位、框架和發展路線已然確定，將長期堅持。推動它的向好，鞭策它的向上，激勵它的向前，是香港市民最理性的選擇。
12月10日，新一屆區議會選舉將舉行。
這些日子，參選人在努力宣傳，特區政府在努力宣導，特首亦站到前台為區選動員。
廣大市民將為自己、為香港、為未來投出負責任的一票，能為這次選舉註入壓力和動力，能讓當選的區議員感受到他們的期待和要求，並用行動和實績回報。
靖海侯
內地知名博客，資深傳媒人。
文章轉載自微信公眾號”靖海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