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海侯：一場行政主導下的“閃電戰”

一

憲制秩序不彰，行政主導不能，是香港過去風波不止、形勢總是波詭雲譎的主要原因。

制定實施國安法，完善選舉制度，憲制秩序重新鞏固確立。得益於“愛國者治港”原則的有效落實，香港“三權分置、行政主導、司法獨立、行政長官代表特別行政區向中央總負責”政治體制也終於恢復“默認設置”狀態，實現了正本清源。

香港行政主導的力量正在呈現。

二

挑戰特區政府政策，是香港社會常見的現象。

過去，反對派為“反對而反對”，對港府任何施政舉措都要踩上一腳。其試圖為社會塑造的觀感就是港府“一無是處”，進而摧毀港府權威，阻礙港府運行，讓香港的行政屈服於立法、司法和社會上的所謂“民意”。

那時候挑戰特區政府，大多出於政治操作，屬於政治傾軋，嚴重到近乎“政治正確的”地步。

由亂到治後，香港基本的政治秩序、法律秩序、社會秩序撥正，但政治生態和社會風氣上的沉疴積弊尚未完全消除。行政主導有了保証，但不少人的心理調適尚未完成，習慣性挑戰特區政府，仍然是香港不時發生的現象。

只是這個時候，因為香港整體環境的變化，挑戰特區政府的任何舉動都變得“小心翼翼”起來。不管有沒有政治動機，挑戰者都必須要給這挑戰披上一件“維護法治”的外衣。

三

從推動香港良政善治的角度看，現在的這些挑戰在規則下發生，有有益的一面，甚至可以是一種展示“行政主導何為行政主導”的機會。

它們可以修正港府施政上或有的粗糙，推動港府進一步優化決策機制；提醒港府保持一貫的敬畏和謙卑，不因重拾行政主導而倨傲；並通過這些挑戰所暴露的問題，提升依法施政的水平，促進法律體系的完善，証明行政主導與法治是並行不悖且相得益彰的。

也就是說，港府如今遭遇的這些挑戰，雖然刺耳，雖然讓人不適，甚至一些仍然有反中亂港勢力伺機反扑、頑固對抗、不斷尋舋滋事的影蹤，但特區政府應該從容地面對這些挑戰、駕馭這些挑戰、化解這些挑戰，用智慧利用這些挑戰進一步地確立自己的權威。

只有這樣，香港的行政主導才能真正把握主導權和主動權，而香港社會對挑戰政府的認識才能真正回歸理性，回到監督層面，放下過去的虛妄與偏見，重新認識行政主導並接受行政主導。

四

在面對挑戰中，是被動應對還是主動應對，是堅持行政主導還是不能堅持行政主導，效果大不一樣。

香港近期發生的“一件小事”，就說明了這一點。

此前，港府發現醫生虛開“疫苗接種豁免証明”，數量達2萬餘張，然后逮捕了涉事醫生，宣布了相關証明無效。

隨後，有議員發起質疑，認為政府在不能証明這2萬余張証明都是虛假的前提下，無權廢除這些証明，相關決定屬“破壞法治”。其尖銳批評引起社會一片嘩然。

這時候，過去一貫與反對派為伍、有著“長洲司法復核王”的郭卓堅嗅到了“機會”，一紙訴狀將特區政府告到法院，而法院判決政府敗訴，認為“法無授權”，這些証明繼續生效。

關於此事，筆者以前已有分析。這裡不再探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只說說港府的應對之道。

特區政府敗訴，無疑有幾個直接的和間接的影響：

1.打擊了政府的防疫努力；

2.打擊了政府的法治形象；

3.打擊了政府的管治權威；

據聞，政府剛剛敗訴，對特區政府另外兩項防疫政策，又有人准備用同樣的手法發起挑戰了。

實則，事情已經發展到否定特區政府防疫路線，進而否定特區政府治理能力的程度。

特區政府，正面臨一個不大不小的信任危機。

五

應對此局面，在行政難以主導的過去，特區政府往往作如下反應：

1.接受法庭判決，讓那些濫發的証明繼續生效；

2.提起上訴，在漫長的司法程序中淡化影響；

3.承認決策上的問題，向公眾道歉並表示改進。

而在行政難以主導的過去，反對派對特區政府因此發起的新的討伐，又必將掀起另一場審判風暴：

1.圍堵相關官員，逼其辭職；

2.推翻防疫政策，組織示威；

3.癱瘓立法機關，阻礙施政。

一項法律爭議變成一場政治風波，正是香港過去的慣性。

時移世易，香港已經由亂到治。面對挑戰挑舋、危機危局，今天的特區政府已經多了從容，多了堅定，多了底氣和自信。

六

只用一個表態、一個決定，特區政府就化解了眼前的危機，保証了防疫政策的延續，維護了政府的尊嚴。

高等法院判決後，特首李家超說：

1.政府一直依法行事；

2.有責任確保公共健康得到有效迅速保護；

3.行事基於穩固法律基礎進行；

4.會追究任何涉嫌違法或違反專業操守的行為。

李家超申明的幾個處理此案件的原則，強調了當初決策的正當性和必要性，表明了執行決策的堅定性和持續性。表態沒有一絲氣餒，意志沒有一分動搖，這就是行政主導下的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

其後，特區政府直接拿出“殺手锏”：

訂立《2022年預防及控制疾病（疫苗通行証）（修訂）規例》（《修訂規例》）並刊憲。

即選擇放棄上訴，通過直接修訂法律，且通過利用香港“先訂立、后審議”的一道立法程序，讓相關政府決策即刻再生效。

同時，特區政府在刊憲時始終強調：

“考慮到防疫工作的急切性，上訴所涉的訴訟時間和有關豁免証明書的有效期限，認為最合適的做法是作出修例而非作出上訴，這符合香港的最佳利益”，目的是為了“為有關指示提供清晰的法律基礎”。

不是沒有法律基礎，而是提供清晰的法律基礎；不是不能上訴，而是修例相比上訴更能迅速處置急切局面；不是再糾纏孰是孰非，而是聚焦現在就能解決問題。特區政府此應對，實則就是一場行政主導下才能打贏的“閃電戰”。所彰顯的，就是行政主導的力量。

今天的特區政府，已不是過去的特區政府。

七

“以結果為導向”，是李家超的施政理念。利用政府固有權力，為更大的公共利益考慮，選擇以治本的方式治標、釜底抽薪，也凸顯了李家超這屆特區政府的果斷和智慧。

行政主導，就該有行政主導的樣子。

二十大報告指出，“堅持行政主導，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提升全面治理能力和管治水平，完善特別行政區司法制度和法律體系”。

可以說，行政主導就是香港政治體制規范有效運作的靈魂。

沒有行政主導，管治權威就不可能得到維護，香港就會一直陷入政治泥沼之中，施政總是步履維艱；沒有行政主導，特區政府就會持續地面對挑戰挑舋而束手無策，在立法和司法的各種牽掣下被程序捆綁而失去效能。

從受制於立法會、受困於司法獨大，到與立法會良性互動、在尊重司法下遵循法治規則盡其所能，因為行政主導的確立，李家超和特區政府探索擺脫傳統的管治模式，探尋找出一條新的施政路徑，事實証明是有效且有力的。

而這，也是李家超和特區政府在應對“免針紙”司法復核案敗訴上最大的意義。

八

行政主導是體制設定，體現為現實卻不是必然的。

香港行政主導的體制，不是香港國安法實施後才有，而是在基本法起草時就有了這一設定，在香港回歸后就可以付諸實踐。

要實現行政主導，必須具備三個條件：

1.政治基礎可靠；

2.行政長官擔當；

3.特區政府有為。

過去，行政主導不能，正是因為政治基礎不好，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有心無力。今天，愛國愛港者上位、反中亂港者出局，政治局面大為改善，行政主導有了基礎。但行政主導要真正發揮作用，轉化為特區政府的生產力，仍然要重視另外兩個條件的達成。

就像這次李家超面對敗訴所作出的表態、所展開的行動一樣，為當初的決策擔當、為執行的官員擔當，為防疫舉措擔當、為公眾利益擔當，為行政擔當、為司法擔當。

而要避免這樣的問題和爭議，則更需要整個特區政府和管治團隊有為起來：

1.優化決策程序，不要因為施政環境改善了，就草率行事、粗糙任事；

2.強化法治意識，不要因為行政主導確立了，就輕視立法、疏忽漏洞；

3.重視應對輿情，不要因為社會風險可控了，就不做預案、不屑回應。

如此，特區政府才能在行政主導中始終挺直腰杆，才是提升了治理能力和管治水平，也才不會給別有用心的人以口實，給他們繼續挑戰特區政府的機會。

如此，特區政府也才能貫徹落實二十大報告精神，在今後破解經濟社會的深層次問題上，在未來風高浪急的時候，從容面對更大的挑戰。

靖海侯
內地知名博客，資深傳媒人。

文章轉載自微信公眾號”靖海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