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一直不承擔發動侵略戰爭對亞洲人民造成極其慘重傷害的歷史責任，更否定其所做的是侵略戰爭。1994年，內閣法務大臣永野茂門曾大言不慚指 : 「大東亞戰爭並非侵略戰爭，而是為日本求生存，解放殖民地區及建立大東亞共榮圈而認真考慮的產物，戰爭的目的在當時基本上是可以被允許與正當的。」
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日本歷屆首相、大量內閣成員和國會議員堅持每年在8月15日參拜靖國神社，內裡供奉包括甲級戰犯在內的二次大戰軍人靈位, 完全無視二戰其間遭受侵略的亞洲各國人民感受。
中國是日本在亞洲發動的侵略戰爭中最大受害人，在1937年至1945年間中國軍民死傷3500萬人。可是，多年來日本政府不斷尋找各種藉口拒絕對南京大屠殺、慰安婦、強掠的勞工、細菌戰、毒氣戰等受害人進行任何戰爭賠償和道歉。
戰後，更不可思議、更令人憤慨的事發生了。
在1948至1958年間，日本釋放仍在獄中服刑的所有二戰戰犯，包括甲級戰犯。更有甲級戰犯當選為國會議員，組成戰犯內閣。
為何一個戰敗國能夠如此囂張？對於過去在亞洲犯下的種種戰爭罪行，日本竟無須負責，更不了了之。對不太了解這段歷史的人來說，這一直是不解之謎。原來日本背後有美國「撐腰」， 說穿了都是與美日之間的政治利益有關，導致戰爭罪行被抹去。
要揭開這段既令人費解，又千絲萬縷的關係，讓我們從二戰結束後說起。
日美幕後交易 戰犯搖身一變成醫學權威
日本戰敗後，日本昭和天皇在1945年8月14日發表《終戰詔書》，宣布無條件投降，正式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為懲處戰爭罪犯，重建戰後國際秩序，維護世界和平，同盟國(為抵抗軸心國的侵略而組成的國家聯盟)於同年聯合發表對日本所下的《波茨坦公告》，在日本東京設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又稱東京國際軍事法庭、東京審判、或東京大審，對日本戰犯進行審判。
東京審判既是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歷史總結，也是戰後日本和遠東國際關係新格局的起點。 從總體上來說，東京審判體現了反法西斯同盟國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意志，通過懲罰而震懾戰爭犯罪，維護世界和平，具有劃時代的政治和歷史意義。
由中、美、蘇、英、法等提名的11名法官組成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自1946年5月3日開始，至1948年11月12日終結，共開庭818次，出庭證人達419人，庭審記錄長達4.9萬餘頁，判決書長達1213頁，其規模超過了紐倫堡審判，堪稱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國際審判，前後持續了近3年。
正當大家以為審判的結局最終是正義戰勝了邪惡，但現實並非如此。 因著美國在背後的操控，東京審判爭取公義的使命變得名存實亡。
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日本戰犯中，有5000多名日本軍人雖然違背國際公約在中國及其他亞洲地區進行非人道侵略戰爭，理應受到嚴懲，卻大都被美國保護起來，以向美國提供情報作交換條件豁免起訴。有些軍人會豁免被起訴、有些一開始就判無罪、或是被判監禁後又釋放。
1945年11月12日出版的美國《生活》雜誌，披露了23名以東條英機為首的甲級戰犯的牢獄生活。 當時他們被羈留在東京大森監獄等候審判。根據照片下方的英文，圖中三人相信是甲級戰犯：內閣部長岩村通世、鈴木貞一、和海軍上將寺島健，他們泡在熱水浴中對着鏡頭微笑，似乎很是享受。報道寫到這些甲級戰犯在獄中都表現開心，像是很滿意得到的待遇；這與他們過去在戰爭中為人們帶來的痛苦形成強烈對比。雖然這些甲級戰犯之後被判刑，但最後都被釋放出來。
當時美國先後與許多國家簽訂了一系列軍事同盟條約，加上戰後各列強都受到了重創，而戰火不但沒有燒到隔洋的美國，反而讓美國大發戰爭財，因此美國全球霸主地位已經成形。在此情況下，雖然盟國負責派出法官到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決定戰犯是否有罪，但各國對美國言聽計從，始終以美國為首，因此美國能左右法庭決定。
其中一班不被起訴的軍官和軍人就是惡名遠播的駐中國哈爾濱的日軍第731部隊。該秘密部隊除了用戰機發射細菌炸彈殺害大量中國軍隊和平民外， 更拿大批活人進行細菌試驗和恐怖的活體解剖，把最少3000中國人殘害致死。據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一份秘密文件稱，作為不被起訴交換條件，20名細菌戰研究計劃的關鍵人物，向美國提交了長達60頁的人體實驗報告、一篇20頁的關於多年來對農作物破壞試驗的研究；和8000張細菌戰實驗人體及動物的解剖組織幻燈片；還有3本有關鼻疽、鼠疫、炭疽的解剖報告，兩本長達300頁，另一本長達700多頁，報告中還分布著數百張人體組織培養的幻燈圖片。
當時，出於對抗蘇聯的需要，美國不希望看到731部隊的研究資料落入蘇聯手中。細菌戰731部隊創始人石井四郎趁機向美國提出協商，這一幕後交易最終成立：日本將所有731部隊資料交給美國，包括他自己從事細菌戰各階段研究20年經驗的專題論文， 而美國便不追究石井等人的責任，同時獲得了具有巨大價值的細菌戰資料。
就這樣，這些參與活人研究的劊子手，本應遭受正義的審判，卻在回國後成為了醫學界的權威，例如，在日本侵華時，戶田正三擔任（京都大學）醫學部長，他親手將大量學生送往731部隊，運作細菌和活體實驗殺人機器。 田部井和把實驗室裡的研究推廣到實戰中，在731部隊研發「傷寒桿菌炸彈」。戰後，包括他倆在內滿手鮮血的殺人兇手，皆成為德高望重、享受著榮耀與財富的學術專家。戶田正和，戰後就任金澤大學校長，還成了醫學界的泰斗。田部井和後來成了京都大學的教授，當上了細菌學的權威。
日本侵華 製造一系列令人髮指的暴行
侵華日軍公然挑戰國際人道公約、踐踏人類文明，對中國軍民燒殺搶掠，無惡不作，除了實行“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還製造南京大屠殺；用慘絕人寰的酷刑對待中國百姓；以中國人進行“活體解剖”細菌試驗；強徵婦女作性奴隸；殺害中國平民數千萬；並造成千萬中國百姓流離失所，家破人亡。
據解放軍檔案館館藏資料顯示，1944年2月日軍暴行調查委員會於延安日本工農學校（專門教育改造日軍戰俘的學校），召開了兩次“日軍暴行座談會”，參加會議的日軍以親身經歷講述了1938年5月至1943年5月侵華暴行。
根據日軍士兵講述，他們對中國百姓用盡一切極其殘忍的方法 : 集合俘虜讓新兵練習刺殺；將老百姓的腦袋打破，取出腦子；在內蒙古集合3000多個小孩，用輕機槍打死；用刺刀剖開兩個孕婦的肚子，拉出小孩子劈開腦袋；將婦女綁在樹上，用中國造的手榴彈塞在陰戶裡，然後在六丈遠的地方拉線炸死 ; 將50多名避難婦女衣服剝光，逼迫她們送水、送彈藥，並於強姦後槍殺，有些女孩只有十二三歲。日軍還火燒醫院，把病人釘在牆上，挖掉眼楮、割掉鼻子、耳朵、生殖器，然後燒死; 使用毒氣把避難於地道的800餘名老百姓殺死；用老百姓實行毒氣試驗，直至他們口流出血來，臉變成蒼白，很痛苦地死去。
南京大屠殺 死難人數最少35萬
日軍暴行中最慘不忍睹的是南京大屠殺。1937年12月，即日軍預謀的軍事衝突盧溝橋事變（7月7日）發生後幾個月，日本侵華戰爭全面升級，日軍佔領南京城後實施有組織的大規模屠殺、強姦以及縱火等反人類罪行。日軍從1937年12月13日攻占南京後立即開始大屠殺，並持續6週以上。
1946年1月19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認定 : 在日軍佔領南京後的最初六個星期內，南京及附近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總數達20萬以上。這個數字還沒有將日軍所燒棄的屍體、投入長江或以其它方式處理的屍體計算在內。日本戰犯太田壽男的供詞中記述：為了掩蓋其罪行，日軍在進行大屠殺時會縱火焚屍、拋屍長江、和迫不及待地對橫陳城郊的遇難者屍體毀屍滅跡，被處理的屍體總數達15多萬。再加上法庭紀錄的20萬多的死難者，得出南京大屠殺的死亡人數最少35萬。
然而，35萬死亡人數只是保守估計，有更多的屍體被埋葬了而沒有被上報到官方紀錄中。例如研究南京大屠殺史20多年的專家孫宅巍，在2007年發表了一個重大發現：在1938年3月份世界紅十字會南京分會一份內部工作報告中記錄了這句話，“埋屍體不下十餘萬人”。這個數字也在其他史料中被印證了，當中發現8家慈善團體曾參與埋屍，共18．5萬具。另外，當時南京市政府的一份“籌辦掩埋屍體計畫書”中，亦列明直至1938年5月被他們埋葬的人數達5萬餘人，並且屍體掩埋工作仍在繼續。
為有效佔領日本 豁免起訴日王和大屠殺罪魁
日軍在中國及亞洲其他地區殺害了千萬百姓，但戰爭罪犯卻沒有得到應有的懲罰。 不但戰犯沒有受到法律制裁，日本昭和天皇裕仁也因為美國的幫助逃之夭夭，儘管他就是策動日本對外侵略戰爭，指揮對中國的所有軍事行動的始作俑者。2015年04月，日本非政府研究小組「731部隊細菌戰資料中心」代表近藤昭二在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說，為順利實現對日本的戰後統治， 美國需要維持日本的天皇制，故不希望追究天皇的戰爭責任，令「日美利益」達成一致。
正正由於要利用天皇制控制日本，在中國製造南京大屠殺的罪魁禍首朝香宮鳩彦王竟然也得到豁免起訴。這是由於他是明治天皇的女婿，即昭和天皇裕仁的叔父，所以美國不想降罪。朝香宮鳩彦於1937年12月2日被任命為上海派遣軍司令，12月7日他趕到南京前線，出任日本攻佔南京的臨時總指揮官。日軍攻佔南京後，他頒佈了“殺掉全部俘獲人員”的命令，釀成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殺死最少35萬中國人，約2萬中國婦女遭日軍姦淫。
由於美國認為要有效佔領日本，必須利用日本人對天皇的尊崇之心，故而決定不追究天皇的戰爭責任。這樣一來，就不可能再把皇族作為戰犯嫌疑人逮捕起訴。朝香宮鳩彦不但不需負上任何戰爭罪名，還活到94歲。
受美國冷戰政策影響 東京審判形同虛設
日本可以逃過罪責的另一個原因是「冷戰」（1947至1991）。冷戰是指二戰後，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及其盟國（西方陣營），與以蘇聯爲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及其衛星國（東歐集團）之間長達半世紀的政治對抗。
由於冷戰的需要，美國的對外政策明顯地轉向反蘇、反共、反對中國革命，企圖把日本變成亞洲的反共前哨陣地。盟國在美國的影響下於1951年簽訂的《對日和平條約》(The 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同盟國成員與日本簽訂的和平條約）中一致不承認日本1941年12月7日以前發動的戰爭是侵略戰爭，結果使日本在戰後沒有認真進行戰爭賠償。這解釋了為何多年來中國的慰安婦以及細菌戰受害人多次到日本法院提出訴訟，要求日本政府賠償及道歉，都敗訴而回。
美國不但幫助日本政府逃過戰爭罪行的責任、免除戰爭罪犯的起訴，更匪夷所思地釋放正在服刑的戰犯。
1948年12月24日，即對7名二戰甲級日本戰犯執行絞刑的第二天，美國駐日盟軍最高司令麥克阿瑟的總部宣布，釋放仍在東京巢鴨監獄中服刑的安倍晉三外公岸信介等19名甲級戰犯嫌疑犯。1949年10月19日，又宣布對乙、丙級戰犯也結束審判，不再逮捕、搜查嫌疑戰犯。1950年3月7日，更悍然頒布“第5號指令”，規定所有仍在日本服刑的戰犯都可以在刑滿前按“宣誓釋放制度”予以釋放，這實際上變相地否定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到1958年4月7日，所有未服滿刑期的日本戰犯都得到了赦免。
甲級戰犯岸信介在慘絕人寰的日本侵華戰爭中，擔當策劃的角色。歷任日本於中國東北成立的「偽滿洲國政府」實業部總務司司長、總務廳次長等職，他和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等並稱“滿洲五人幫”。日本侵華期間，他全面負責戰時統治經濟，指揮軍需生產和戰爭物資的調配，成為東條英機的得力幹將，罪惡滔天。岸信介被釋放當年即當選為國會議員，後又出任日本第56任、57任首相，組成“戰犯內閣”。
另一個被釋放的甲級戰犯是賀屋興宣。他歷任日本內閣之財務大臣（包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近衛文麿內閣，和發動太平洋戰爭的日本軍政領袖東條英機內閣），提供財政與物資讓法西斯軍部不斷擴大對華侵略、以及發動太平洋戰爭，結果令日本軍國主義極速擴張，發動戰爭令中國以至太平洋地區生靈塗炭。 被釋放後，他在1962年成為眾議院議員，及後更出任池田勇人內閣法務大臣。
根據1945年同盟國簽署的「波茨坦公告」，各國要求解除日本武裝、懲辦日本戰犯、根除軍國主義、和壓制那些視軍事力量信仰為重要目標的人士。但從1950年10月到1952年8月，在美國政府的支持下，當時的首相吉田茂及其內閣政府先後為18萬左右的軍國主義分子解除“整肅”，使他們重返政壇、組黨，竊據要職。
承認歷史罪行 才能求得民族和解
美國包庇、赦免一大批犯有侵略戰爭罪行的日本戰犯，又容許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從政，不但使日本戰後一直沒有認真反省和承認對外侵略歷史，更為日本軍國主義思潮的復活提供了溫床。
歷史上，日本也有著不朽的文明創建，為人類文明作出過重要貢獻。但在二戰期間，卻為了貪婪、野心瘋狂發動侵略戰爭，對多個地區造成生靈塗炭，留下了罄竹難書的罪惡史。戰爭結束後，日本並未有以國家的名義，對軍國主義的歷史罪行擔起必需的政治、道義和經濟責任；更未有向戰爭受害國、受害者謝罪與賠償，証明了日本對那段醜惡歷史毫無訣別的意向，更未有對歷史良知的重建作出決心。
不仇於過往，不忘於歷史。歷史罪行是國家的恥辱，只有公開認罪服罪，以謝罪換取冰釋、以懺悔換取信任、以真誠換取和諧，才能取得受害國和其人民真正的寬恕，達成民族和解；日本才能真正走出歷史陰影，卸下歷史包袱，讓民族和國家都可重新開始新的歷史。
作者：謝君諾
編輯：Sherry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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